记者｜赵孟

3月17日，杨婷一天做了7台手术。这是她近一周来的工作常态，她做的一半的手术都是人流，比平时翻了一倍多。

医院的妇产科医生。半个月前，她结束了新冠肺炎疫情诊治工作，隔离期过后，医院常规门诊恢复的工作中。人流是她最不愿意面对的手术，但这确是疫情高峰过后，妇产医生不得不面临的“善后”工作之一。

杨婷的丈夫黄波也是一名医生，按照国家卫健委的规定，“双职工”夫妻可以不必两人都去“抗疫”一线。但她和丈夫的工作单位分属不同市辖，即便夫妻二人都不是流行病学专业，最终他们还是走到了陌生的一线岗位。

疫情爆发后，无数像杨婷和黄波这样的非传染病专业医生，加入到疫情防控的一线。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，而是掺杂着畏惧和使命的艰难抉择的过程。“我只是在承担岗位职责，做一个医者良心的拯救。”

疫情流行高峰已过，这段并不算长的“抗疫”之路，给他们带来的震荡却仍在持续。比如，面对那些要求引产的孕妇，她们总是孜孜不倦地劝她们将孩子留下来。

抉择

年1月中旬，杨婷在新闻上看到武汉有人感染一种冠状病毒肺炎，出于职业的敏感，她感到担忧，“非典也是冠状病毒，这个病毒很狡猾”。

临近年底，在武汉工作的当地人陆续回家过年，医院分娩或者看病，时不时伴有咳嗽症状。杨婷有些警觉，早早给自己戴上了口罩。

杨婷的敏锐有其原因。成为妇产科医生前，她曾在内科有过短暂的传染病工作经历。小时候，杨婷最喜欢的一位叔叔（其父亲的弟弟）罹患出血热去世，她当时只有四五岁，但清晰地记得叔叔的遗体躺在家里的样子，“好像睡着了”。但父亲告诉他，年仅22岁叔叔已经死了。

杨婷家有三兄妹，父亲是一名村医，经常无暇顾及孩子们，叔叔便带着她跟一群堂兄妹们玩，肚子饿了就在叔叔家吃饭。桃子成熟的季节，叔叔经常摘满一筐桃子送到她家里来。叔叔患病后，一直住在他家里治疗。她听父亲说，这是一种传染病，病人用过的东西不能碰，吃饭的碗筷要分开，“好像一得这个病，再亲的人都有距离了”。

她暗暗发誓，长大后要学医，并且要研究传染病。大学毕业那年，医院大内科传染病区，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已知和未知的病毒，“每天都有人死去”。杨婷常常感到无助，她远远做不到让这些人全部康复，加之她身体虚弱，只能重新进修了妇幼保健专业，“与其跟死神较劲，不如迎接新生命。”

杨婷没有想到，时隔多年后，对传染病知识遗忘殆尽的她，将再次迎战一种未知的病毒。

1月20日，钟南山院士披露新冠肺炎存在“人传人”，医院紧急开会，研究对策。杨婷相信自己的直觉，她给在武汉工作的弟弟打电话，让他赶紧回家。赶在封城前两天，1月21日，弟弟开车回到老家。

1月25日，医院被征用，作为收医院，常规妇幼保健工作暂停。医生们起初并不理解，“我们毕竟是不是搞传染病的，为医院？”但没过多久，医院医院。

当时，防护物资极度紧缺，大量无法收治的患者信息铺天盖地，医院纷纷公开募集防护物资。医院的物资也出现紧缺，不得不在网上募捐。想到自己将要在这样的窘境下面对未知病毒，杨婷倒吸一口气，“从没感觉死亡离自己这么近”。

按照方案，该院医生们被分成四批，与外地支援的专家一起，轮番进入病区给这些新冠肺炎患者诊疗。每一批医护人员工作7-10天，医院，结束后隔离14天，再回来继续战斗。

杨婷的丈夫黄波也是一名医生，在隔医院内科任职。黄波也接到通知，要求他赶紧回到工作岗位上。此时，湖北大多数州市已经封城，出市更是困难重重。夫妻二人都被困在家里，惶恐不安。

他们有两个孩子，四岁的小儿子年前回到乡下爷爷奶奶家，读初中的大女儿在身边，女儿正值青春期，与家长常有冲突。

此时，黄波更担心妻子的身体。杨婷凝血功能差，每次生理期出血量大，长期处于贫血状态。她体质太差，容易感冒，感冒容易引发肺炎。

医院，也有不少“双职工”夫妻，医院都只安排一人上一线。考虑到这些特殊情况，医院领导反映，能否安排她不用去一线，尽量照应一下孩子。医院领导表示，杨婷的医院工作，医院，医院人手紧缺，她被安排在第三批进病区。

从1月底开始，界面新闻记者与杨婷一直保持联系，她对即将到来的挑战焦虑感日增，甚至准备写下遗书以备不测。没过多久，国家卫健委出台文件，建议对于夫妻双方都是医生的情况，尽量不安排二人都去一线。界面新闻记者表示，医院沟通，她犹豫了一阵，婉拒了。

焦虑愈加严重，并开始影响到她的身体。她感到胸闷、乏力、食欲不振，整夜整夜的失眠。可为了迎战病毒，身体不能垮掉，她每日都要强迫自己吃下许多食物。

奔赴“一线”前，丈夫黄波脸色凝重，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他转过脸向妻子说道：“我搞内科的肯定逃不掉，但你搞妇科的不能去。”但他无法决定妻子的排班，也无法逃避自己的选择。

听见丈夫唠叨，杨婷生气了，“你怎么一点都不英雄？”“你想去上班，又怕死，到底在纠结什么呢？”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一言不发的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