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上有无数的断头台，无论是中国的午时三刻当街问斩，还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路易十六世设计的三角形铡刀片（他也同样死于此刀之下），残酷的极刑伴随的都是汹涌的权力争斗。

在传统上，诞生于冷兵器时代的砍头刑罚，也是贵族的特权，而下等人往往要接受更加痛苦的死法：凌迟，车裂，绞刑，五马分尸……“引刀成一快，不负少年头”，作为刺客的汪精卫刺杀清摄政王载沣失败后，在狱中写下这句诗，充斥的也是视死如归的侠义精神。

而时至今日，砍头则属于恐怖主义者的极端示威，基地组织对西方国家人质的砍头事件，屡次令世界哗然。

砍头作为一种剥夺生命最残酷的方式，在一个文明而法治健全的社会里，自然是挑战人性忍耐的底限。但当一个人的头颅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活活砍掉，这现实的荒诞与残暴还是令人瞠目结舌。

如同春节期间丧命于虎口之下的那个底层的打工者（死于虎口：弱肉强食的规则，谁都无力违背│无风），这次发生在武昌的事件，两名底层个体的冤冤相报，也同样充斥着难以言说的荒诞与悲凉。

这是一起由恶小而引发的最残暴的意外，事发全过程充斥着戾气与以暴制暴。火车站周边的小饭店，一碗面加价一元，摆明了是宰客，而且几乎是全中国火车站周边普遍豢养的恶小。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恶小，也习惯了这样的欺凌，但都没有反抗，顶多是嘴上忿忿不平地说说而已。所以，武昌的这起事件，我们只能说是偶然，包括行凶的22岁的胡某，有精神残疾病史；但也不得不承认，这又是恶小积累到一定程度而爆发的必然。

面馆老板姚某坐拥主场之威，对三名外地的打工者施以完全不讲道理的欺凌，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手段。这种奸商的伎俩遇上暴民，结果就发生了最激烈的化学反应。“奸商”本想用恶小谋小利，结果却断了身家性命。

凶手胡某年仅22岁，年出生，比年出生的姚某小了20岁。在底层打工行走的胡某据说向来性情暴躁，患有精神疾病。可以想见，在精神上有偏执倾向的胡某，有着最脆弱的尊严感，以致不可冒犯。身怀利刃，于是杀心四起。

有人叹息这起暴力事件的起因不过是区区三元钱，但事件结果却如同开黑店的孙二娘遇上了残暴的李逵，这火星撞地球的暴力，却又不是金钱所能弥合的。同样是在底层混世的两人，对一元钱的锱铢必较，恐怕也是因为自身财务能力的艰难。当他们二人直面这一元钱的拉扯时，弱肉强食的法则，战胜了人性的善良与理性。

事件虽由钱而引发，但事件的演变却又不是为了钱，而最终的结果又早已偏离了最初朴素的正义。所以，我们无法痛恨，也无法同情，只能感慨这人世间的剧本，早已写满了各种离奇与不解。

鲁迅先生说，“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、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。脖子最细，发明了砍头；膝关节能弯，发明了下跪；臀部多肉，又不致命，就发明了打屁股。”

屁股经常被打的人，与被迫下跪的人，都有着人格尊严的被冒犯。但因为生命没有受到威胁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所以面子上纵有万般不堪，也强忍着苟活。但尊严又是脆弱的，脆弱到一旦崩折，那瞬间破裂的力量也会发出骇人的声响。

很不幸，我们把武昌事件看作是一起悲剧，但又不能孤立地看作仅仅是一起悲剧。它至少是放大了恶小的危害，而按世俗的眼光看，我们已经宽容了这种恶小的欺凌。“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”的道德教化，很容易被世俗而无原则的调和模糊了是非的界限。

现代社会的商业伦理与传统商道的和气生财，一个相同的精神内核就是诚信。推而广之，人行于世，与陌生人交际，也需要奉行着基本的诚信规则。人性的尊严也体现在这个规则上。一旦尊严被触碰到脆弱的底线，人性深处最残忍的恶就会跑出来为害社会。

雨果曾经说过：所有看过断头台的人，都会发出一种神秘的战栗，所有的社会问题，也都会在那锋利的板斧四周举起他们的问号。

我们的问号，也要举起。

勿以善小而不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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